【首席觀點】財政主導 —— 宏觀政策的輪回

宏觀政策演變的歷史視角

 

  • 上世紀初以來,歷次嚴重的經濟衰退/蕭條均對宏觀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圖1),此次危機也不例外。

 

  • 1930年代“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催生了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伴隨著羅斯福“新政”的實施,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國家信奉的經濟學教條,財政政策佔據主導地位(Fiscal Dominance);直至1970年代石油危機,英美發生“滯漲”(stagflation),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思潮(Monetarism)興起,宏觀政策由此進入“貨幣主導”(Monetary Dominance)階段。

 

  • 1980年代至2007年,在沃克爾和格林斯潘所確立的以短期利率操作為主的貨幣政策框架下,美國迎來了二戰後最長的經濟擴張期,產出和通脹波動性大幅下降,史稱“大緩和”(the Great Moderation)。其後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美歐經濟步入“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美聯儲引領全球央行大幅擴表,開啟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貨幣政策走向極致。

 

  • 今年“新冠衰退”(Coronavirus Recession)席捲全球,各國紛紛推出巨量的財政急救包,意欲挽狂瀾於不倒。這一現象,揭示強調財政政策的凱恩斯主義再度興起。如此輪回,乃由於利率已至“零下限”,主要經濟體常規貨幣政策空間極其有限,貨幣政策走入死胡同。歐美央行不斷擴張的資產負債表,事實上模糊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邊界,損傷了央行的獨立性,使得貨幣政策退居從屬地位。與此同時,低通脹和低利率環境則打開了財政擴張的空間,全球宏觀政策重新轉向“財政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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